我爸的地窖

我爸在屋里挖了个地窖。

准确地说不是他一个人挖的。他想出了个挖地窖的主意,我妈积极相应,两个人一簸箕土一簸箕土地在我爸的新房子的客厅中央挖了个三尺见方,两尺深的地窖。挖地窖的时候我没有在现场,据我妈说是她和我爸两个人完成的。

他为什么要挖地窖呢?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甚至能追溯到更早。

我爸特别喜欢吃红薯。从前老家的人还会送来红薯,慢慢地老家人都不怎么种田了,现在每年冬天我爸都会成麻袋地买红薯。记得老家冬天还来人送红薯的时候,有一麻袋红薯实在是吃不完。当时家里还散养了一只猫,每次喂猫的时候,我妈都会给猫煮两块红薯,不知不觉,整个冬天猫吃完了这整袋红薯,后来在厕所里拉出的屎都一副红薯的颜色。

我爸喜欢吃红薯源于他小时候。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没有粮食,大部分人都靠杂粮为生。红薯就是重要的杂粮,而且顶饿,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健康的高GI事物。但是即使如此,他每年红薯吃得有增无减,也越发胖了起来。

几年前我已经在国外了。有一天跟我妈视频,她说,“你爸买了两千斤红薯,五毛钱一斤。”我愣了一下,直觉里觉得很多,脑子里还在计算到底是多重以及多少钱。

我妈说,“傻不傻!花一千块钱买了两千斤红薯,也不想想吃完了不!”
我爸在旁边插话,“咋吃不完,我慢慢吃就吃完了。”
“就是个猪!”我妈明显很愤怒。

我问我爸,“你买两千斤红薯干啥呢?”
他很云淡风清,“吃啊。”
我说,“吃不完了咋办呢?”
“我挖个地窖放起来。”
“在哪挖?”
“新房子那。”

我爸的新房子带个院子,当他说挖地窖的时候我还以为会在院子里挖一个坑,像以前一样埋萝卜一样埋起来,想吃的时候再挖出来。

那年冬天每次跟我妈视频,都问红薯处理得怎么样了,我爸一直说快吃完了,我妈在一旁揭露真相,“吃的吃,扔的扔,送的送。”
“那地窖呢?”
“让他自己挖去吧。”我妈仍然愤愤不平。

后来我回国的时候问我妈地窖挖得怎么样了,我妈说挖好了,我爸当即表示带我去看看。

第一次见这个地窖时,房子还是个毛坯房,大大的客厅还只是水泥地面,中央有一块木板看似随地地扔在地面上,仔细看才能看到地窖的边缘。移开木板就是一个三尺见方的大洞,猛一看还有些吓人。

我问,“挖这么深哪,挖了多长时间哪?”
我妈说,“好几个月,让我给累得。”
我说,“你就不会别挖恁深。”
我爸说,“挖深了好装东西。”
我说,“你准备装啥东西?”
我爸说,“还没想好。”

房子不着急入住,我爸就慢悠悠地装修着房子。

过了一两年,又是一次视频聊天中,我妈说,“屋里的地窖渗水。”
我说,“哪咋办?”
我妈说,“可能过一阵子就晾干了。”
我说,“那地下水的水位在那呢,哪就能晾干了。”
我爸插话说,“做个塑料盒子放进去就能隔开了。”
我说,“干脆填上算了。”
我妈说,“哪有恁多土啊,挖出来恁多土后来都没法弄了,最后都拉到外面扔了。”
我说,“红薯都吃完了,你们还要地窖干啥?”
我爸说,“放酒啊之类的”

又是一年回国,毛坯房已经开始有了些模样,地板铺上了瓷砖,完美地避开了客厅中央的大洞,洞口的木板也方方正正地盖上了,只是在偌大的客厅里显得 非常突兀。

我问我爸,“屋子中间一个大洞你不怕坏了风水啊?”
“没事。”

掀开木板,一个塑料盒子已经贴着四周和洞底放在里面了。我说,“盒子咋弄到的?”
我爸说,“让别人做的。”
我说,“里面还是有水啊,水气都凝结在塑料上了。”
我爸说,“恩。”
“那咋办呢?”
“没事。”

我跟朋友聊天,讲起来我爸在他新房子里挖了个大洞当地窖,朋友都问为什么,我说,“最开始是因为买了一吨红薯,后来就不知道了”。朋友再问为什么要买一吨红薯那么多,我说不知道,然后和朋友一起大笑。

地窖还在那里,我后来也没问过,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修书工作室(中)

生死是人生常态,在工作室中尤其明显。几年里,有好几次工作室的负责人向大家宣布某某因脑瘤去世,葬礼在某地举行;或是某某诊断出癌症,现在没有办法再继续。还有另一位朋友Jo到了生命的晚期,没有体力继续修书,也就不再工作室出现。其中,David的死对我影响很大。

David去世之前,我已经陆续听说过一些去世的成员的事迹。他们去世后,有的也会将一部分遗产捐献给工作室供购买材料工具,或者捐献出自己的工具给大家使用。至今工作室里两台press都是以前成员自己的工具,其中一台就是David的。

David是退休的大学老师,曾教艺术史,对19世纪的法国色情艺术感兴趣。他也是Thomas Buick中心的简报编辑,担任编辑十几年,还是活跃的工党成员。他也对语言很感兴趣,除了精通英法德三语之外,还自学了一点日语和汉语,同时家里也有两三个来自日本的寄宿人。而我希望学法语,于是就约定去他家里让他纠正我一些法语的发音。每周一次去他家里虽然说是学法语,但往往变成了聊天,也见到了他多达一万三千多册的藏书。除了书之外,他还收藏剪报,帽子,杂志等等各式东西。他死之前,收藏癖的状况也越发严重,屋里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即使如此,他的访客只多不少。

David行动不便,一走路时需要依靠拐杖。即使如此,他仍然成功地保留了他的驾照,以及申请到了残疾人的特许停车证。偶尔,他还会开车去伦敦拜访他的女儿。每周四的惯例是我先去他家,学学法语聊聊天,然后坐他的车去另一个成员Jo家,再开车一起去工作室。在车里他总是开着广播,也总是古典音乐频道,声音也开得很大。坐他的车时我总是有些担忧,他开车总是很快,Jo坐在后座也会吐槽他开车太快,刹车太猛。他还有个习惯是开车前一定要沏杯茶,加上奶,把茶杯放在车里,即使后来不喝也总是要这样做。有时,他开车时也会拿起杯子喝上一口,这时候我总是很担心。Jo吐槽时,David还说他有一次开车因为药物的原因睡着了,还好没出什么事。这些都听得我一身冷汗。

David很喜欢看电视,厨房里的冰箱上摆着两台电视机,我每次去时电视机永远是开着的。电视机又正对着饭桌,他就坐在饭桌背后边吃东西边看电视。他也紧跟科技潮流,上衣的口袋中永远放着他的iphone,皮套上挂着日本的天狗装饰;家里还有一两个ipad的盒子和一台macbook pro。同他聊天并没有感觉代沟,他偶尔讲述下过去保守的社会风气,自己被收养的经历等等。

David死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中国,下了飞机入关不久,手机里提示语音留言,Jo留言说David周五不舒服住进医院接受手术,手术后的周一去世了。刚刚听到这个消息时很震惊,还没有想清楚他去世是什么意思。随后忽然意识到他去世意味着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不禁悲从中来。

从国内回来后再见到Jo,他跟我说David的死因,末了他说“之后,他就死了。”我知道Jo不喜欢用“去世”这个词,是啊,David死了。回到工作室,看到David常坐的座位仍然在那里空着,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留着那个座位。最开始的时候想起他还会流泪,回想最后一次见到他时跟他说了什么,回想那次在车里一起听贝多芬的第四交响曲,回想他给了我一本书,想要他用法语拉丁语写个赠言,但终究太晚了。跟他告别是在他的葬礼上,我终究还是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也不知道他埋葬在那里,毕竟我也只是工作室里的朋友罢了。葬礼上人很多,听说还有人千里迢迢从日本飞来参加葬礼。

之后不到一年,因为这栋楼要被卖掉,工作室搬到了图书馆下面的讲座大厅里,跟其它的团体共享空间。材料间和切割间挤在一起,一时间有些拥挤和凌乱。搬运发生得很突然,一夜之间,工作室好像从来没有在那幢楼中存在过,David的座位也一并消失了。

修书工作室(上)

上次去做书的工作室的时候,发现里面刷胶水的刷子换了。从我进工作室到现在这是第一次换刷子,不由得回想,我修书几年了?

其实我早就已经忘记到底是2011年还是2012年开始的了。那时候还是在这里私立图书馆旁边的一幢乔治风格的楼上。这座18世纪的建筑有四层,旋转楼梯从底楼一直通往顶楼,中间是很小的电梯间。我们的工作室在二楼,曾经被用来做死因法庭的判决厅。房间是一个大通间,橡木装饰了整间屋子,四周一人多高橡木墙面装饰,还有高高的壁炉周围的橡木装饰直达天花板,橡木门框上也勾勒上细致的线条,都提示着这里曾经是一个庄严的地方。

工作室每周开放三次,周一晚上和周二下午是给私人修书的个人开放。这些人可能有自己的客户,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些客户的新书需要修理,因此带到工作书接受更有经验的修书人的指导以及使用工作室的设备和材料,工作室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周四下午是给余下的修旁边私立图书馆的书的个人准备的。这些人作为志愿者为这个图书馆修书,借此学习修书的技能,并且免费使用工作室的设备和材料。而我正是这个小组的成员。

最开始都是从做笔记本开始的。在工作室管理员的指导下,新人都要先做两本笔记本,同传统手工的方法缝制笔记本的内页,内页缝好之后仍然松散,之后要上胶,塑形,加固,同时做笔记本的外壳,然后印字。一本手工印字,选择想要的字母,然后手工印在书脊上,需要自己判断字在书脊正中与否;另一本是半手工,用机器来保证完美。

做完笔记本后就可以自己选书来修了。图书管理员定期整理出一批需要修理的书,志愿者从中选择感兴趣的或适合自己技能的书来修。图书馆中书的问题无非就几类:书脊损坏,需要完全重头缝好加固,然后做全新的书壳;书壳脱落,更换书壳或者修复书脊就好;书页或者书中内页地图损坏,需要修复纸张,一般用日本的棉纸来修复,这种修需要大量的时间。但因为我没有私人客户,因此也没有什么截止日的限制,可以不紧不慢地修一本书。

每周三个小时的工作室时间,中间有一次茶歇。周四的茶歇是最随意的,因为不赶工,没有压力,大家随意喝茶聊天,还有其它成员每周会烤一个蛋糕,买一些零食带来。渐渐地对我来说,修书之外工作室也成了一个社交的场所。大部分人的年纪都比我大,大部分已经退休,大多有收藏的爱好或者对书有一定的痴迷。有退休的大学艺术史老师,通英德法三语,对法国19世纪的色情艺术很感兴趣;有提前退休的政府员工,喜欢收集文具,特别是某个自动铅笔制造公司在1946年生产的自动铅笔,因为这是他出生的年份;还有爱好模型制作,业余时间做doll house和火车模型,只要有人提供材料就可以;还有退休摄影师;退休的英国外交部工作的官员;退休医生,退休英语老师……等等等等。

那个时候的我境况颇有些miserable,除了O君在英国没有什么别的朋友,跟父母还有些别扭,做着一些零散的工作,却不知道自己未来要怎么样。在工作室修书也渐渐地成了一种慰藉,与这些人也渐渐成了朋友。后来生活有了节奏,去工作室也更多成了习惯,书也修得越来越熟练了。

《铁娘子》观后

一直在那沉睡了很久的电影《铁娘子》,周末闲来无事总算看完了。电影上映的时候已经是两年之前,当时撒切尔刚刚去世,电影大概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回顾铁娘子的一生。她去世的时候,纽卡的不少人可谓是奔走相告,这个女人的政策狠狠打击了当时重工业为主的北方,很多人因为她失业,北方不得不艰难转型。直到现在,她对北方的影响还仍然深远,纽卡一直是工党的地盘,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保守党是多么得讨厌。

对我来说,撒切尔是跟香港联系起来的。她跟邓小平著名的会见和谈判,直到现在对香港也是影响深远。不知不觉香港也回归了20年,国际形势变幻莫测中,香港也开始动荡起来,与大陆的关系从蜜月也开始走向恶语相向。在英国碰到了不少97前移民英国的香港人,一些老头老太太们至今仍然说着粤语,去中国超市购物,粤菜在我刚来的时候还是主流,饭馆招服务员也大多要求粤语英语和普通话都会说。不知不觉,纽卡的中国餐馆,一直以来转手颇多,也渐渐地多了川菜,北方面馆饺子馆,甚至也开始出现了些不正宗的米线。粤菜虽然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但中餐馆也百花齐放了起来。

电影在闪回和现实中不断切换:从撒切尔参与选举讲到她离开政府,受党魁演讲影响加入保守党,挑战党魁位置后成为第一位女首相,北爱问题,坚持紧缩政策,在马岛问题上强硬,对欧盟持怀疑态度,党魁位置受挑战最周退出政府。现实和幻景也在交织,特别是撒切尔夫人想念她去世的先生的时候。这样时不时的切换最开始令我有些无所适从,选取她生命片段来拍摄大概也是迫不得已,毕竟电影的时长有限。而对我来说,香港这个重要的事件在电影中并未展示,有些失望。安排的一个个片段也只是展现她的政治生涯迂回上升之后戛然而止,难免落入俗套。但传记电影大概也拍不了更多新颖的角度吧。这算不算按照西方传记电影的样板拍的呢?

看完之后,就已经确定自己不会再看第二遍。虽然演撒切尔夫人和撒切尔先生的演员都是英美闻名的好演员,但是我确定这个电影对我来说,一次就足够了。生活在纽卡,撒切尔的影响仍然时不时地浮现。她十一年的执政生涯更是贯穿着很多英国人生命中的重要时刻,她后来封爵又失忆,最终去世,国葬规格连女王都出席了葬礼。可见这个国家中,保守派仍然是主流。相比玩脱了之后黯然下台的卡梅隆,我对撒切尔没有更多恶感,更多的印象也就仅限于这场电影了。

P.S.最近布莱尔又出来活跃了,说实在的,我对布莱尔还是颇有好感的,虽然大多数英国人都恨他把英国脱入战争,但是如果他能够重新竞选,我还是喜闻乐见的。——没有选举权人的胡言乱语。

今天是很复杂的一天

今天是很复杂的一天,不仅是我表妹的生日。今天川普被选上了美国总统。

我并不认为希拉里会赢得很容易,因为确实很多人支持川普,他们二人都有可能被选上。只是我还没预料到,川普居然能够赢这么多,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会投川普。

川普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态度我没有办法justify,他的道歉和他声称的做法都让我没有办法接受。因此如果我可以投票的话是没有办法投他的。

但希拉里呢?这就好像两个矮子里面选个高个儿,差别并没有很多。但从价值观上说,我仍然是左派的价值观。很多评论认为左派对社会底层失去了联系,而我觉得正是因为对底层抱有深切的同情才会是左派。

但是为什么蓝领和体力工作者没有从全球化中获得收益?为什么贫富差距在全球化过程中没有变窄反而加大?这是左派应该考虑的问题。而工人阶级并不会从川普的政治主张中受益。如果二战的历史重演了,人类真的只是在过去的历史中循环,最终会毁灭。

反正也是会毁灭。

小人物在历史上,可能连翻起来的小沙粒都算不上,就永远消失了。

西班牙观鸟流水帐 Part 1

从3月29日到Saville到现在,竟然不知不觉过了一周,感觉好像没有几天,但事实上又似乎很长。

28日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才到巴黎,晚上七点多才安顿下来。第二天中午又奔波到机场,到晚上快九点才和P会合,十点多才在Saville一个离旅店不远的小广场上吃Tapas,Tapas应该是小碟菜的意思。

30号,我们在Saville市中心逛。见到Lesser kestrel和很多的swift,排队到摩尔人留下的,后来被西班牙国王改造的宫殿。阿拉伯风格的装饰很精美,但想到宗教对女性的压迫,对任何的宗教都好感不起来。

30日下午去了车,就从Saville离开,目的地是El Rocio,一个O君来了很多次的地方。这个村的特色是复活节的宗教庆典和村旁边的一个大湖。我们晚上九点多到了那里,整个村是建在沙地上的,几乎没有人,车也很少,楼最高只有两层,最高的建筑是教堂,还有人骑马出没,一幅荒凉的美国西部片风光,一切都让我感到非常诡异。我们找到了旅店,里面的灯是黑的,没有人烟,只好给店主打电话。店主花了一段时间不知从哪里赶过来,给了我们钥匙,就离开了。整个旅店16个房间,只有我们三个人,有种闪灵的感觉。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安心入睡,其中还听到了人出入的声音。旅店淡季和旺季的价格表很有意思,淡季25欧/晚,过渡季50欧/晚,旺季500欧/晚。

31日我们一早出发,先去了Terino旅店,满足O君对咖啡的渴求。之前在湖边走了一趟,很多火烈鸟很悠闲,常见的还有glossy ibis,家燕在岸边的泥地上衔泥筑巢,远处还有一群spoonbill和little erget。之后就开车去了National Parl of Donana, La Rocinas,在那里呆了一整天。除了看到很多鸟外,就是有很多树。天气很热,我们在那里呆了很久。下午四点的时候,游客中心开了,我们问清了地方,去了一个Las Palacios去找攀雀和Lynx,我在附近的森林里走了很远,一个人在森林深处,但几乎什么都没看到。晚上回到El Rocio,我们去吃了一餐。我点了烤鱿鱼,开始还好,但在里面并没有完全烤熟,颇有些失望。

1日,我们先去了湖边的观景台,仍然是那些很多火烈鸟,glossy ibis和鹭鸟,一只夜鹭莫名地在大白天飞了一圈就藏起来了。后来我们决定离开El Rocio去Volverde,路上也在继续记录看到的鸟。整个平原都是干燥的,热气腾腾的,河沟长满了芦苇。Volverde是Donana平原的一个湿地中心,一路上看到不少鸟雀出没,到了湿地中心却并没有看到很多。从那里离开经过了一个小镇,在镇外的田地里看到了黑鹳和白鹳,正式上路往Cadiz后又经历了GPS带错路往葡萄牙方向去的情况。后来用了我的GPS才走上正路。在路上同P讨论了语言和爱国主义,到了很晚才到Cadiz。

晚上到Cadiz是P的主意,我们到了之后花了很长时间去找住的地方,P不小心把车开到古城的窄路上,变得很紧张。我们有了争执,还好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停车的地方,临时预订了住的地方,但拿到钥匙后花了一段时间才找到住址,找到后发现钥匙打不开房间的门,拿到钥匙后又到了午夜。吃过午夜的晚饭,一身疲惫地回到房间睡觉,中间还被其它的客人提醒小声一点,又发现窗外的景色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但床还是很特别地在房间里的二层。

2号离开Cadiz,早上在城市里逛了一圈,吃了Taps的午饭,发现了yellow-legged gull,然后就开车在下午离开。天气很不错,我们开车往Barbate的方向走,有些拿不定主意去哪里,是住在Barbate呢还是Tarifa呢?O君和P知道Bold ibis在两者之间,但范围太大并不确定在具体什么地方。

在这段旅途中,我们数次停车,见到水滩,湿地,滩涂都会停。O君在一处海滩建议停车在附近走走,在一处农田的地方,我们先是看到一个黑影站在电线杆上。是Bold ibis吗?O君说,不会吧!我说,为什么不会?定睛一看,果然是只孤零零的Bold ibis。P非常开心,他在摩洛哥找了很久只远远地看到了一群,这次是第一次离这么近看到。我们在那里停留直到天色渐暗才赶忙订了间公寓。

虽然订到了公寓,但到了Barbate后,找到这家公寓却破费了一番周折。我们拖着行李找了两趟都找不到,最后是另一家公寓的人给对方打电话才找到,停好车,车库很暗,房主领我们到了房间后,O和P下楼拿行李。我在房间里等了很久,都没有回来。接到P的电话说,他们在楼道里,让我开门。但我开了门却不见人,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又累又气,因为误入了一个错误的楼道,又被反锁了进去,连续打扰一个好心的女士三次,才总算找到出口。

Barbate的夕阳很不错,晚上又是很累,一宿无话。

第二天,3号早上八点多就离开Barbate,开车前往前一天见到Bold ibis的地方,前一天问到当地的农民说,每天十一点它们都会在附近的草地上觅食,我们快十点多到了同一片地方,果然看到他们一群站在电线杆上整理羽毛,晒太阳。等了一段时间,它们开始陆续绕圈盘旋,过了一会儿,他们陆续降落在那片草地上找东西吃。期间,它们被狗吓过,也被路人惊扰过,但总的来说,还是很平静的。这一群12只,每一只都有环志,其中还有四只背上安装了GPS定位仪,可见有人随时注意着它们的行踪。

我们继续往深处走,很多Pratingcall飞来飞去,有的时候还很近,还有其它的大鸟小鸟陆续来了又走。我们在那里呆到午后,吃了一顿很晚的野餐,才继续向Tarifa方向进发,去往附近的罗马遗迹。

沿着盘山公路到了遗迹处,却发现当天周末不开放。往反方向的高山望,开始时发现寥寥几只Griffon vulture,陆续地越来越多,有几十只在空中盘旋。一个当地的农民从地里出来,问我们在看什么,我们指了指vulture,他说远处的地里有很多,有人把肉扔地上给他们吃。我们问能不能进去他的地,他很爽快地同意了,并且嘱咐我们离开的时候把栅栏关好。

越往深处走,看到的Griffon vulture越多,他们在空中缓缓地盘旋,有数只降落地非常近,也有几只在非常近的地方起飞。总共有几百只同时在半空中翱翔,非常壮观。我们在那里看了半天,开始缓缓离开,有五十几只跟着我们盘旋着飞,O君说它们是在检查看我们还是不是活着,如果死了的话又是一顿美餐。于是我躺在地上装死,果然有几只胆大的飞低了一些打量,后来发现我还活着,就又慢悠悠地飞走了。

有了在Cadiz的教训,在路上我就订好了在Tarifa旅店,又因为有了在Barbate的教训,我们及时联系了房主,天色刚刚暗时,我们就找到了住的地方,虽然有些起风,但我们还是安全到达了地方。晚上在Tarifa镇转了一圈,找到了两家饭馆,只去了一家的Tapas的店,在trip advisor上风评不错,我们去了之后也觉得很不错,Tapas很好吃,只是有点咸。

4号一早,天气就很糟糕,狂风大作,风雨交加。早上的时候还没有下雨,我们出门去找游客中心,问些观鸟的事情。早餐后,在游客中心问到了bulbul的所在地,找到了地方,但并没有找到那些鸟,倒是我看到了cetti‘s wabler和sardania wabler,实在难得,因为雀鸟对我来说一直很难看到。之后就回了房间,天气开始变坏,我们在公寓里吃了午餐,之后就呆在房间里写作,又觉得有些冷。外面风雨大作,什么都看不见。到了晚上,我提议去吃晚饭,去了前一天找到的Paella的饭店,吃到了在西班牙最好的一次Paella,意犹未尽。

写于2016年4月4日Tarifa

一个问卷

Q 你相信上帝吗?什么情景下?

A 我不相信上帝。任何情形下都不相信。不相信一个全知全能的人或能量决定了所有事。我相信个人的有限和人类的无限。

Q 你相信自由意志还是宿命论?

A 相信人的轨迹各异但又奇异地相交。倾向相信宿命,但也不否人自由意志。相信宿命是因为人无法选择出生和出生的环境。自由意志是人可以改变,可以离开环境。

Q 你喜欢男人吗?女人呢?孩子呢?

A 喜欢男人,不喜欢一部分女人,对孩子充满好奇,但是对他们不熟悉,觉得他们的可塑性很强,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Q 你对婚姻怎么看?

A 婚姻不是必须,如果不是为了繁殖或抚养孩子,为了提供个好的经济上有保障的环境,婚姻不是必须品。婚姻也不是爱情必定的结果。我不反对婚姻,但是婚姻比爱情更复杂,涉及面更广。它涉及了两个家庭,两种文化,两种社会背景,两种生活方式。

Q 你认为浪漫的爱情是陷阱和圈套吗?

A 不认为。我相信浪漫的爱情存在,它不是陷阱也不是圈套。不必定存在与一见钟情或者是床上。我相信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能够陪伴他人,他人也允许自己陪伴。

Q 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再过一百年还是老样子”,是深刻还是肤浅?真实还是虚假?

A “再过一百年还是老样子”,看似深刻,实则肤浅。在人类或地球历史上,没有一百年还是老样子的时候。时间不能够被打败无论多么坚硬,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不是真实,真实是会变,变好或是变坏。但我是保留乐观的倾向,我相信是螺旋上升地变好的。

Q 你能想到的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最大的灾难呢?

A 我能想到的最大的幸福是每个人都能够满足,都能够找到来到人世间的意义,找到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并且对此是幸福的。我个人最大的幸福是自身找到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和位置,并且拥有健康的身体,允许自己去做。

最大的灾难是战争。战争可以摧毁一切。我希望自己的有生之年不以任何方式经历战争。战争虽然可以重生,但这重生的代价太过惨重,任何人都不应以他们的幸福去换取这样的重生。而战争从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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