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的世界

我去参加儿童服务部门的会议,政府要把小孩从家庭里带出去,父亲震怒,母亲大哭。我要面对他们的指责,将社工的话翻译给他们听。

我去手术室,站在剖腹产孕妇的床头,听着麻醉师的指示,不断跟她说话,让她保持清醒。婴儿出生的那一刻,我眼睛也有些湿润了。手术结束后,麻醉师感谢我说,没有我在那里,他没有办法完成他的工作。

我在律师的办公室,听着难民申请者讲述他们的故事和遭遇,翻译给律师,有那么一刻,我的声音也有些哽咽。

我跟着健康访问员去家庭里,看到连NHS的人都要打20分钟电话帮一个不会讲英语的人约一个翻译。

我听过一个翻译讲她要跟着法医去和家属去鉴定室里认尸体,要去翻译法医报告。

我见过无家可归的人,到我所在的机构去要免费的食物;我见过试图自杀过的人,要我帮他叫救护车;我见过吉普赛人,受人歧视,遭人白眼,语言不通。

O 君在一个小学校里工作,主管学校的出勤率和组织课后的校园俱乐部。这个小学校坐落在纽卡最贫困的地区之一,70%的学生是吃免费午餐,这些学生的家长很多 是拿国家福利,没有工作,或是有可能有精神健康问题(mental health problem),药物滥用问题或是家庭问题。

儿童服务部门在学校里开会,有关保护某个儿童的会议,家长穿着睡衣就到了开会的地方,社工,警察,老师几乎都如若不见,后来说起来,学校的老师说,我们见得太多了,现在几乎都注意不到了。

父母双方都是瘾君子。母亲现在怀着第三个孩子。儿童福利部门决定把未出生的孩子从这个家庭里带出来交给寄养家庭照顾,这已经是第三个从这个家庭里带出去的婴儿。为什么他们不避孕?婴儿很可能也是成瘾者,这个时候要不要强制引产?这是个无解的问题。

女方和孩子是男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叫了警察,双方分了居。但是没过多久,双方又在一起,纠纠缠缠,家庭暴力循环不止。学校给小孩提供了个暂时的解脱的场所。

母亲是单亲妈妈,三个孩子,自己没有工作,有抑郁症,没有办法照顾得了,没办法送小孩上学。儿童服务部门不管。

家严给我留言道“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一年来有怎样的收获,可以认真总结总结,规划未来,找找目标。为了什么在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生存、价值、我们既爱你又想你。”

有时候工作回来后,我想告诉朋友一个悲伤的故事,朋友说,我不要听悲伤的故事。我想告诉父母我做过的义工,他们说,做这些没有钱做它干什么。我在有些人的眼中是迷失的,没有方向的,我所做的事情是没有收获的。

这世界悲伤的故事这么多,不缺我要讲的这一个;这个世界的难民这么多,也不缺我碰到的这些;这个世界可怜可悲的人这么多,也不缺我这么点怜悯;这个世界被指指点点的人那么多,也不缺我一个;这个世界没用的事情也有很多,但是总是要有人去做。

看到一个新闻说,北大的社会工作的硕士去参加CCTV的节目找工作,要起薪6000,有人吐槽说起薪太高,不值这个价钱。我觉得社工是面对这个世界的悲伤的人之一。

为什么要做我们现在做的这些?O君觉得这么多年,跟这么多的家庭打交道,有时候竟觉得有些麻木。见过的这么多事情,写本书绰绰有余。只是,有时候不愿谈,不想谈。多谈无益,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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