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是人生常态，在工作室中尤其明显。几年里，有好几次工作室的负责人向大家宣布某某因脑瘤去世，葬礼在某地举行；或是某某诊断出癌症，现在没有办法再继续。还有另一位朋友Jo到了生命的晚期，没有体力继续修书，也就不再工作室出现。其中，David的死对我影响很大。
David去世之前，我已经陆续听说过一些去世的成员的事迹。他们去世后，有的也会将一部分遗产捐献给工作室供购买材料工具，或者捐献出自己的工具给大家使用。至今工作室里两台press都是以前成员自己的工具，其中一台就是David的。
David是退休的大学老师，曾教艺术史，对19世纪的法国色情艺术感兴趣。他也是Thomas Buick中心的简报编辑，担任编辑十几年，还是活跃的工党成员。他也对语言很感兴趣，除了精通英法德三语之外，还自学了一点日语和汉语，同时家里也有两三个来自日本的寄宿人。而我希望学法语，于是就约定去他家里让他纠正我一些法语的发音。每周一次去他家里虽然说是学法语，但往往变成了聊天，也见到了他多达一万三千多册的藏书。除了书之外，他还收藏剪报，帽子，杂志等等各式东西。他死之前，收藏癖的状况也越发严重，屋里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即使如此，他的访客只多不少。
David行动不便，一走路时需要依靠拐杖。即使如此，他仍然成功地保留了他的驾照，以及申请到了残疾人的特许停车证。偶尔，他还会开车去伦敦拜访他的女儿。每周四的惯例是我先去他家，学学法语聊聊天，然后坐他的车去另一个成员Jo家，再开车一起去工作室。在车里他总是开着广播，也总是古典音乐频道，声音也开得很大。坐他的车时我总是有些担忧，他开车总是很快，Jo坐在后座也会吐槽他开车太快，刹车太猛。他还有个习惯是开车前一定要沏杯茶，加上奶，把茶杯放在车里，即使后来不喝也总是要这样做。有时，他开车时也会拿起杯子喝上一口，这时候我总是很担心。Jo吐槽时，David还说他有一次开车因为药物的原因睡着了，还好没出什么事。这些都听得我一身冷汗。
David很喜欢看电视，厨房里的冰箱上摆着两台电视机，我每次去时电视机永远是开着的。电视机又正对着饭桌，他就坐在饭桌背后边吃东西边看电视。他也紧跟科技潮流，上衣的口袋中永远放着他的iphone，皮套上挂着日本的天狗装饰；家里还有一两个ipad的盒子和一台macbook pro。同他聊天并没有感觉代沟，他偶尔讲述下过去保守的社会风气，自己被收养的经历等等。
David死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中国，下了飞机入关不久，手机里提示语音留言，Jo留言说David周五不舒服住进医院接受手术，手术后的周一去世了。刚刚听到这个消息时很震惊，还没有想清楚他去世是什么意思。随后忽然意识到他去世意味着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不禁悲从中来。
从国内回来后再见到Jo，他跟我说David的死因，末了他说“之后，他就死了。”我知道Jo不喜欢用“去世”这个词，是啊，David死了。回到工作室，看到David常坐的座位仍然在那里空着，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留着那个座位。最开始的时候想起他还会流泪，回想最后一次见到他时跟他说了什么，回想那次在车里一起听贝多芬的第四交响曲，回想他给了我一本书，想要他用法语拉丁语写个赠言，但终究太晚了。跟他告别是在他的葬礼上，我终究还是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也不知道他埋葬在那里，毕竟我也只是工作室里的朋友罢了。葬礼上人很多，听说还有人千里迢迢从日本飞来参加葬礼。
之后不到一年，因为这栋楼要被卖掉，工作室搬到了图书馆下面的讲座大厅里，跟其它的团体共享空间。材料间和切割间挤在一起，一时间有些拥挤和凌乱。搬运发生得很突然，一夜之间，工作室好像从来没有在那幢楼中存在过，David的座位也一并消失了。
